美国考古协会前任会长罗伯特·凯利的社科通识佳作《第五次开始：600万年的人类历史如何预示我们的未来》闪烁着考古学家的智慧，在英文世界出版后广受好评，此次中信出版社请中山大学历史系徐坚教授翻译成中文出版，除了专业的保障，富有中国文化背景以及现代生活气息的文字，也让中国读者重新发现考古学拥有的“预测未来”之魅力。
凯利举重若轻，没有陷入对众多考古实例的具体分析和梳理，也没有沉醉于考古学和考古学家的看家本领，而是以文明发展的大视野将人类的过往界定为四次巨变，也就是四次标志性的“开始”，按照时间顺序分别是技术、文化、农业和被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的开始。精彩的是最后一章，凯利预言了正在进行的第五次开始，正如考古学家“透物见人”已经破译出的前四次开始一样，未来多少年之后，考古学家会通过我们今天的堆积如何描述定义出我们正在进行的第五次开始?
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同时也是一名普通读者，我最大的感触并不是书中随处弥漫的考古学细节，而是因此而产生的三个感想。
首先，等待人类的基因突变要多久?600万年来，人类基因的显著突变来自漫长的时空酝酿，那是一两代人无法等待的过程，也是一个又一个无法预知、喜忧参半的变化。每一次进化在成就人类的同时，也相应地带来一些副作用。有的基因突变在当时可能是利大于弊，世易时移，却又成为人类的软肋。基因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将如何改变未来?
其次，等待技术的飞跃有多漫长?在凯利的书中，技术是人类的第一个开始，以制造和使用石器等工具为标志，人类因此“跃过生物选择的漫长过程，跻身进化序列的前排”。早期人类发明一种成熟的技术实属不易。从320万年前开始使用石器，到公元前4000年前制造青铜器，人类花费了发展历史绝大部分的时间。其中简单的奥杜威石器使用了近200万年，石头打制的水滴形的阿舍利手斧使用了100万年左右。
新技术的发明和普及，必然会带来社会的变化。凯利在书中讲述了人类直立行走、使用石器、用火的故事，以及因此导致的很多个人体质、社会组织进化的后果。这些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极大地增加了我们的认知。约从1.45万年至1.15万年前，近东地区的采集、狩猎人群率先开始定居，驯化养殖动植物。农业出现，人口增长，这是凯利认为的第三次开始。技术进步和文化发展因此开始加速。5000年前，国家出现，这被凯利界定为第四次开始的标志，技术发展更加迅速。但有的技术发明仍然需要几千年。从草原史前人群成功驯化马匹到历史时期东亚发明简单的马镫花费了近4000年。
从公元1500年开始，科研成为自觉，技术呈显著的加速度发展。特别是20世纪以来，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比如，从1997年第一代智能手机出现，到现代城市中智能手机随处可见，我们只花费了近20年，而且还在以年，甚至月为周期发生迭代。人类对技术运用的担忧在赫拉利的《未来简史》中被生动表达，如何应对?
最后，改变人类的共识有多难?人类的共识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表述为“文化”，这就是凯利在书中界定的第二个开始。人类有“文化”可能从20万年前开始，5万年前确定无疑。语言、符号、艺术和宗教是其标志。和我们一脉相承的智人使用符号、语言交流分享，用艺术和宗教画饼和讲故事，构筑不同范围的共识，以此促进合作。人类的“文化”一旦出现，和“技术”一样，只有开始，无法终结。
在一个较长的时程中，考古学是改造社会的重要力量。有的时候，考古学会成为社会思想变革的突击手，在很短的时间内，让人类的思想发生转变和更新。比如19世纪发现的古动物化石和人类化石，与达尔文发现的进化论证据等，一起瓦解了上帝造人的神创论共识，为现代社会的构建奠定了思想基础。20世纪，用基因的方法分析古人类化石，对人类起源和迁徙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当然，还有无数的考古成果在促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区甚至个人的思想发生良性转变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作为第四次开始的“国家”，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取得的非凡成就。凯利在书中介绍了从考古学、人类学等角度对国家起源、文明起源的研究的成果。世人正在亲历的这个“文明”历程既让人振奋，又让人沮丧。就像凯利说的：“5000年以来，发生了远多于过去600万年的变化，这是城邦、剑与矛、金银、庙宇和宫殿、道路、桥梁、珍宝、香料、马车、金钱的时代——这是国家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持续了很久，考古学家不得不关心在此之后的第五次开始。
人类生活在现实中，分工限制了我们的视野，认知缺陷伤害了我们的想象力，“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已是奢望。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考古学也是未来学。这本富含最新研究成果的书可以帮助我们打开视界，在600万年的时空中了解人类历史最根本、最伟大的突破，以及这些突破给人类带来的便利和束缚。
相信很多读者看这本书，都会有“坐在历史长河中的鸟瞰位置”欣赏一部节奏紧凑、跌宕起伏、大场面和小细节纷呈大片的感悟。这本书也是考古学对人类某些成见发动的一次突击，虽然很多人仍然会置若罔闻，但总有一些人，会拾起新的杖，迈向新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