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元宵佳节。闹花灯，食元宵。那部著名的“文艺古装爱情剧”——《大明宫词》——里，有一个太平公主元宵灯市遇薛绍的桥段。在薛绍的昆仑奴面具被小太平揭下的那一刻，爱情萌芽了，化作了一生的一个美梦却同时也是宿命般的梦魇。那最美好的时光，仿佛只是定格在元宵夜的“人生若只如初见”上了。除此之外，人们所熟知的“元宵节爱情”还有“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不过这也是个带着哀伤的故事，因为甜蜜的相会是“去年元夜时”，而今年，则已经是“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了。所以，在那些个尚未有“2.14圣瓦伦丁节”的时代，元宵节所盛产的情与爱，究竟是“天长地久”式的，还是“一期一会”式的?传统中国有那么多热闹的节日，为何独独这元宵的灯火，就成了滋生爱情的盛大背景了呢?
《大明宫词》剧照
元宵节张灯之俗由何而来?
一般认为，关于元宵节及其灯会的源头，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汉武帝祭祀太一神”。根据《史记·乐书》的记载，祭太一神是在正月上旬的辛日，于甘泉寺之中，“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所以灯火彻夜通明，还有“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唐代徐坚等撰《初学记》，认为“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观灯，是其遗事”。
其次源于佛教的“燃灯表佛”。西域的摩揭陀国每年十二月三十日(相当于中国夏历的正月十五日)，会举行纪念佛祖的燃灯法会。汉明帝时期，白马驮经，佛教东来，明帝也弘扬了这一“燃灯表佛”的习俗。前面的“祭太一说”是为元宵节框定了一个“夜间活动”的范畴，而这里的“表佛说”则已经有了明确的关于“燃灯”的庆祝行为。
其三，元宵节还被称为“上元节”，这是来自道教的说法。南北朝时期，道教的“三官信仰”十分兴盛，三位天帝，逢其诞辰日，便要下界来校定人之罪福，也就是所谓“正月十五上元日天官赐福，七月十五中元日地官赦罪，十月十五下元日水官解厄”。于是，在上元日的燃灯活动，也被认为有祈福的含义。
元宵灯会闹几天?
隋唐是元宵灯会开始兴盛的时期。由前文可知，元宵放灯的活动，乃是由帝王所倡导，进而推向民间。隋代亦如此。历史上那位以喜排场、爱炫富而著称的隋炀帝，在他的时代，每年都要在正月万国来朝之时大肆庆赏元宵。据《隋书·音乐志》记载，“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戏为戏场”，歌舞者有数万名，通宵达旦进行庆祝。
元宵灯会也是诞生于城市的节日习俗。在城市生活获得显著扩张的唐代，唐玄宗时从正月十四日起到十六日都“开市燃灯”，于是元宵节有了连续三天的假期。这之后的历朝历代，根据明代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中的梳理，宋太祖时赠加了正月十七、十八两日，为“五夜灯”。南宋理宗时又多了正月十三日为“预放元宵”，为“六夜灯”。而到了明代，则从正月初八到十七，成为了前所未有的“十夜灯”!
历代灯会都是一番盛景。唐代卢照邻《十五夜观灯》一诗中，“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宋代辛弃疾词中“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等，描写的都是元宵灯火的繁丽与绚烂。这种在黑夜映衬下五彩斑斓、亦真亦幻的氛围，为“闹元宵”营造了一种气氛的烘托，而元宵节“金吾不禁”的制度则直接为人们情绪的持续释放提供了条件。
所谓“执金吾”者，是负责巡察京城的官员。都市里平时实行“宵禁”，但元宵节期间则特许弛禁放夜。于是，这便构成了元宵节有别于其它岁时节令之处，它不再是单日的节庆，而是有了夜以继日可供娱乐的连续性时间。即便到了清代，灯会时间缩短回五日，但这五日内，因为没有夜禁，人们依然可以比较自由地出门游赏，寻找自己欢度节日的方式。
元宵节是古代的“狂欢节”吗?
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们可以将元宵节视为古代的“狂欢节”。
“狂欢”源于“不禁”，以节日时间的特殊性打破平日常规。平素居于深闺的女子，元宵之时，也可精心打扮，走出门外，成群结队加入到狂欢中来。唐代张萧远《观灯》诗这样描写：“十万人家火独光，门门开处见红妆。歌钟喧夜更漏暗，罗琦满街尘生香。”这种元宵节之夜妇女相约出游，甚至在一些地方必须要走过特定之桥梁的风俗，称为“走百病”，意思是祛除百病，祈求安康，当然顺带也有“求子”之意。
宋代周密在《武林旧事》里记载的一个细节，可反映参与此项活动的妇女人数之多、热情之高：“至夜阑则有持小灯照路拾遗者，谓之扫街。遗钿坠珥，往往得之，亦东都遗风也。”女子为何如此这般争相涌上街头呢?恐怕“走百病”只是一个名，而小说《金瓶梅》中对此的一个替代性名称“走百媚”才是实。
然而，在元夕(元宵节别称)的灯火掩映之中，行走着的娇媚身影却不一定只是女性。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述了一则趣闻：天津一少年观灯夜归，遇见一位“徘徊歧路，若有所待，衣香髻影，楚楚动人”的妍丽少妇，以为她是失侣落单的游女，便与她搭讪，还强邀至家中饮酒取乐，眼见那少妇酒酣之际“媚态横生”，又想要留她过夜。没料到此时那妇人却站起身来，卸去了女子的衣服首饰，露出了男儿身。原来他是元宵社火表演中秧歌队里的“男扮女装”者，俗称“拉花”。少年气恼，想要追打那“拉花”，但最后引来了邻里围观，大家哄笑了那少年一番。
这正是“闹元宵”的意义所在，诚如台湾学者陈熙远所言，它“纵容人们逾越各种风教俗成、法律明定的界域，颠覆一切日常生活的规律──从日夜之差、城乡之隔、男女之防、雅俗之分到贵贱之别。”这一能让社会阶层、性别角色的界定都统统失去意义的狂欢世界，是人们宣泄“自我”的时机，虽然需要漫长的、年度式的周期性等待，但它毕竟是以短暂的“无序”之放纵，调节了日常的“有序”之刻板，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也形成了总体生活的一种节奏和韵律。
元宵节期里的“情”与“爱”
元宵节期里“集体狂欢”和“个人亢奋”之“无序”，其实潜伏着危险。
古代小说中多有此类“危险”案例：《二刻拍案惊奇》卷五，襄敏公在京城的元宵夜被歹人拐走了儿子;《红楼梦》篇首，苏州城里的甄士隐在社火花灯之中痛失爱女英莲;还有那些水浒的“叛乱者”们，“时迁火烧翠云楼，吴用智取大名府”和“柴进簪花入禁院，李逵元夜闹东京”，利用的都是元夕“无夜禁”和人们“打哄赏灯”的时机。
爱情同样也是危险的，就像人们常会用“擦枪走火”来形容情事的发生，只不过它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危险而已。爱与欲，是人性的本能，是人格中的“本我”，也是藏于人们心底的“厄洛斯”(Eros)。“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元宵节那打破了秩序和规矩的时空情境，为情的滋生、爱的疯长提供了丰沛的土壤，就像冯梦龙在《喻世名言》卷四中所道出的：“只为这元宵佳节，处处观灯，家家取乐，引出一段风流的事来。”
那个时代“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浪漫，可以是单身男女看对眼，然后留下彼此名号，回家禀告父母，再严肃认真地走“明媒正娶”的程序;但也会有良宵一夜、天亮就分手的;或者由于种种原因，不能通过常规途径结合，于是私奔远走、双宿双飞。
古代留下的那些话本小说、戏曲作品，为我们展现了更多元宵情事的曲折生动。
宋话本《张生彩鸾灯传》中，张公子元夜观灯，于乾明寺殿上拾得一红绡帕子，帕上有细字一行云：“有情者拾得此帕，不可相忘，请待来年正月十五夜于相篮后门一会，车前有鸳鹫灯是也。”张公子怦然心动，为这个约会等待了一年。到相见时，二人情投意合，最终私奔，不过倒也偕老百年。这是一场关于“等待”的情事。
明代阮大铖的传奇剧《春灯谜》，韦家的小姐影娘女扮男装赏花灯，遇见宇文家的公子，二人彼此钦慕，题诗互赠，却因为忽作风雨，慌乱之中上错到了对方家里用作交通的船。于是，一系列的误会与错认发生了，宇文公子经历了被误认为反贼的冤狱、然后平反、又改了姓名考中状元，竟然最终也阴差阳错，与流落他乡的影娘真正成为了夫妻。这是一场关于“错认”的情事。
而元杂剧《王月英元夜留鞋记》的故事，在“情爱”之中还加入了“生死”。胭脂铺的小姐王月英与书生郭华一见钟情，私传书信，约在元宵观灯之时到相国寺观音殿相会。谁料郭华贪杯醉酒，错过了约会，心中愧疚又觉得姻缘痛失，吞了月英留下的香罗帕子，气绝身亡了。幸好有刚正却又不失仁慈的包拯大人审理此案，加上最后观音显圣，郭华复活，才得以名正言顺地成就了一段美满姻缘。
故事里的“元宵节爱情”，总未免有些过于艰辛和离奇。但是巴赫金说：“节庆都是同自然、社会和人的危机和转折关头相联系的，死亡和再生，交替和更新，总是节日世界感受的主导因素。”由这一条想去，就能理解那些“失散而又重逢”、“赴死而又回生”的情节的被需要，以及它们的深层文化意义了。节日时序与生命时间交织应合，经过这一场过渡性的仪式，爱情、生命，终于也都获得了圆满和新生。
